“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，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‘加油’。”当贵州省人大代表柴冬梅说起在6·28事件现场的感受时，依然一脸沉痛之色。连日来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瓮安事件发现，事件的起因除了当地政府反应迟钝，处置失机，更值得深思的是，“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”。

传言满天飞 政府没澄清

由于对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，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捞上岸后，李家就将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。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指出，有两个时段是避免“6·28”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关键，都被错过了。

第一个时间段，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发前。在前后长达7天的时间里，尽管县公安局和县有关部门对李树芬家属做了一些工作，但终究没有达到让家属安葬死者、防止事态扩大的目的。

“这一周，应该是政府预防6·28事件发生的有利时段。”徐银芳说。从李家停尸河边的那天算起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，传言满天飞。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门都没有就群众的议论和疑问给出明确的说法，也没有通过其他传播手段给予澄清，导致失真的传言一传十、十传百。

“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了，愤怒了，几次出现要闹事的迹象，但都没有引起警觉。这样，就丧失了引导舆论、防止事态扩大和稳定人心的主动权。”徐银芳说。

打砸烧之前 未见负责人

第二个时段，6月28日16时到20时，大批群众聚集上访的4个小时中，无论是县委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负责人，还是黔南州委、州政府的负责人，均没有人出现在现场群众面前。

受访的多位现场目击者，不约而同地都说出同样一句话：“如果县委、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，与群众面对面交流，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，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。”

6月28日这天是星期六，当时县、州领导干啥去了？记者了解到，6月28日22时20分，黔南州委负责人到达瓮安。由于现场人太多，汽车开不进去，只能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，一直等候正从贵阳赶来的贵州省委常委、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。

而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：通知县直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干部职工800人赶往现场维持秩序，调集消防车辆前往灭火，指派副县长郑毅前去现场指挥，后又通知各干部职工挤进现场，最后自己转移到县武装部大院内坐镇指挥。

政府失信息 怪“线人”不力

值得深思的是，“6·28”事件当天有包括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游行时，当地党委、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先都没有掌握任何信息。当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“线人”，要他随时报告李家的动向，但对方没有报告。王勤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，由于“线人”失去了作用，思想准备不足，没有应急预案，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。

但这种说法不被当地干部群众认同。县政协委员、县人民医院护师王德清说：“如果说‘线人’不起作用，为什么其他群众也不向县委报告？如果群众都不跟你政府讲真话了，人民政府就危险了。”

“信息不灵，反应迟钝的背后，是脱离群众，害怕群众。”徐银芳坦言。

公安来调解 却威胁村民

记者在当地了解到，反映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无力、公权异化，导致群众怨恨的上访为数不少。跟着进城上访的村民们，记者到玉山镇大坪村作了一次探访。

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费等问题，多次与矿山发生纠纷，2005年、2006年分别与当地矿山发生冲突。矿山叫来20多个社会上的人殴打村民。村民堵矿以示抗议，村、乡、县政府均协调未果，最后竟是矿山叫来社会上的中间人作为调停人，才算了结。

村民罗国华说：“县里派来调解的都是公安部门的人，威胁我们不要再闹事。说再闹就把我们抓起来。我们是在闹事吗？对矿山找‘黑社会’的人来打我们为什么不闻不问？我们是在为自己讨一点公道啊！”

瓮安县柴姨妈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柴冬梅说，当前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两者发生冲突时，如果政府不作为，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“凶人、恶人”来保护自己的财产，从而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和空间。　《瞭望》新闻周刊

■目击

当地群众与公安势同水火

欢迎外地武警拒绝本地公安

由于治安不好，破案率低，当地群众与公安势同水火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连日来在瓮安县城采访时，明显感觉到这种对立情绪。7月3日21时，记者在纺织品公司宿舍里看到，由二三十个群众自愿组成的服务队，正在为前来维持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饺宵夜。“他们来了像青天一样，平时社会治安太不好了，抢人的多，晚上七八点钟就有人被抢，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。他们来这几天我们感到最安全。”纺织品公司下岗职工聂勋贵对记者说。

正在吃水饺的一武警官兵对记者说：“当地群众非常热情，非常善良，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，晚上给我们做宵夜，把我们当一家人了。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，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，他们甚至指责我们，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。”

链接：

贵州瓮安被免职公安局长:警方内部与黑帮有纠结

（编辑：往生拾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