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前已由“两高”会签的《关于办理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将于5月27日起施行。《解释》明确了办理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一些疑难问题。“两高”对这份《解释》的自我定位，是“依法惩治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犯罪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又一个重要举措”。

作为“重要举措”的《解释》共八条。既规定了生产、销售假药“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”的认定标准，也规定了生产、销售假药罪的其他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。既明确了医疗机构实施的销售假药、劣药行为如何定性处理，又强调了特定时期生产、销售特定假劣药应从重处罚。当然，最为舆论所关注的，还是这一条：为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行为，例如邮寄、广告行为等，以共犯论处。

这一法条到了媒体上，就变成了“明星知情代言假药可视为共犯”。本来，司法解释突出的是“行为”，而网络媒体突出的是主体，即“明星”。说 “明星知情代言假药”这一行为构成共同犯罪，这一判断委实没什么错。但对于“明星”之后的其他犯罪主体，却都被一一过滤掉了。仅以“广告行为”为例，除了明星之外，经纪人、广告人以及为明星代言提供载体的媒体人等等，都可视为“广告行为”中的责任人。单单拎出“明星”，并不是因为明星的责任最大，而只不过是“明星”更受关注罢了。

再回到《解释》本身，所谓“广告行为”只是此条文中不完全列举中的一个引证而已。这里的引证，是为了方便公众理解，而不是作实质的、穷尽式的列举。实则要作为“共同犯罪”的行为，乃是“为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行为”。除了邮寄、广告行为之外，为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报批、审批、备案、特许、检验等等行政上的帮助，或在监管、检查、处罚中故意以行政不作为来为犯罪分子提供方便条件，这当然也是“ 共犯”。只是，这在舆论上都不怎么受关注的“共犯”有多大可能进入刑事司法领域呢？也许是本人查证未周，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。震惊全国的“齐二药”事件中，就没见过有“官员共犯”被追诉。

当然，未见“官员共犯”并不能说明就一定有，或一定就没有“官员共犯”。只是在“选择性执法”大行其道的今天，我们为“两高”的这份司法解释而欢呼庆幸时，千万不要忘了，“明星”并不是重点。重点是触犯刑律的行为，不管是平民百姓，还是达官贵人，一旦触犯刑律，就应得到同样的司法处置。否则，公众就会怀疑公安司法机关的“选择性执法”是否还在沿袭着“刑不上大夫”的老路——— 三十年改革开放，三十年法制重建，难道在进退之间又回到了解放前？

这并不是杞人忧天。“选择性执法”由来已久，比如同是诽谤或侮辱，平民之间若是诉诸警力一定是无人答理的；但要是领导被诽谤或哪怕只是疑似被“诽谤”，也会有“跨省追捕”之类的雷霆行动。又比如被拆迁人因反抗暴力拆迁而伤及了拆迁者，警方立案侦查的，通常只有被拆迁人涉嫌故意伤害。而拆迁者使用赤裸裸的暴力，故意毁坏拆迁人的房屋及屋内财物，则往往是被忽略不计的。

就好象惩治假药、劣药犯罪，请手握法权者别忘了，你要惩治的，究竟是“明星”，还是“为生产、销售假药、劣药的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行为”？如果是后者，可别再把“官员共犯”又人为“选择”掉了！

（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）

（实习编辑：区梦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