惨烈的湖南株洲高架桥坍塌事故，现场搜救和清理工作已于前晚基本结束。据报道，这起坍塌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，16人受伤，24辆车辆受损。目前，事故调查工作已经展开，虽然起因尚未确知，9名相关事故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。这起罕见的城市高架桥大面积坍塌事件，突发于拆除施工过程之中，初步判断系出人祸无疑。但人祸亦有轻重大小之别，由于高架桥拆除工程乃由当地政府主导实施，责任研判是否偏袒公权，已成舆论关切的焦点。

株洲市红旗路高架路1995年2月通车，2009年3月决定拆除。其兴建与拆除，都是地方政府主导。地方政府不可能亲自实施拆除工程，需要招标聘请施工企业，施工企业便成为高架桥拆除的技术承担者。由于高架桥拆除工程地处闹市，其施工必然影响周边交通，而交通管制显然不能由施工企业单方面宣布，政府交管部门的配合便是首要之举。

这起骇人听闻的高架桥坍塌事故，其惊悚之处不在于事故规模如何庞大，事态发展如何诡异，而是在明确可知的工程风险之下，竟然仍有车辆行人往来如梭。交通管制的粗疏大意，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。根据当地政府公告，施工期间高架桥拆除路段实行半封闭施工，爆破拆除时再实行全封闭施工。不幸的是，坍塌事故恰恰发生在爆破准备前期的半封闭期间。交通管制处置失当，是造成株洲此次死伤事故的首要原因。

施工企业作为拆除工程的技术承担者，没有准确估算工程可能的安全隐患，导致不在施工范围内的高架桥提前坍塌，毫无疑问要承担技术失误的责任。但鉴于交通管制的滞后，是造成此次严重事故的重要原因，而交通管制又事涉政府主导范围，是否会出现政府向施工企业迁责的状况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忧。目前的体制下，追究一家施工企业的责任容易，公正地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很难，网络舆论在事发之后，表达的正是这种担心。

事实上，株洲市政府早前对各部门就已明确了具体责任：市建设局对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工程负总责；市公安局负责爆破期间沿线的安全警戒及交通维护工作；市安监局负责对爆破工程的安全监督工作。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，可以对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采取疏导、限制通行、禁止通行等措施。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、大范围施工等情况，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，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，应该提前向社会公告。株洲高架桥事故中，交警部门并非没有采取交通管制，而是采取交通管制的方式不适当，这重责任究竟会如何体现在最后的事故调查结论中，公众还需拭目以待。

客观上说，政府部门采取怎样的交通管制方式，也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。而在株洲高架桥坍塌事件中，这种行政技术的评估基础，也来自于施工企业对高架桥拆除风险的技术评估。一个可知的前提是，施工企业对可能的工程风险，必定是掌握得最为充分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施工企业必定会争取更加宽松安全的施工环境，以尽快完成拆除工程。但看起来，这种推断并未成为现实，或者说，在是否实行全封闭施工，以及何时何地实行全封闭施工的问题上，极可能是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了这种决策。

有尚未确证的版本称，株洲拆桥工程承包给了一家建筑企业，政府不出钱，由沿线地段地价的升值来置换。该企业为节约成本，而对部分桥墩采用人工和机械拆除。而两天前参与试爆拆除的爆破公司辩称，不是爆破而是机械拆除，引发了高架桥坍塌。鉴于这种复杂的地方政府利益交换，以及已经暴露的政府部门失责，株洲高架桥坍塌事故能否尽快给公众一个公正的交待，仍是令人瞩目的事态核心。

（实习编辑：区梦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