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《信息公开条例》自去年5月1日实行，国务院于日前对其执行情况进行了盘点。按照规定，政府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在国务院27个组成部门中，有18个部门发布了本部门的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截至前日17时，仍有外交部、监察部、民政部、司法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铁道部等9个部委未见公布工作年度报告。

根据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第35条确立的监督条款：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，由监察机关、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责。秉持有法必依的原则，国务院应该对上述9个部委加以处分，这既事关《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尊严，更涉及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及信心问题。

当然，中央政府自觉推动信息公开300多天来，公众获取行政信息的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。在2008年发生的诸多突发事件中，例如四川震灾，国务院连续组织发布了抗震救灾进展情况，公布了震区重建的条例和规划。同时，公民依法求问政府信息的意识浓烈，比如在对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流向上，问答不断。信息公开条例在被政府与国民的利用中，显出应有的价值。

然而，现在远未到尽唱颂歌的时候。一些国家部委或者地方政府不履行公开职责，体现了公开条例面临着的挑战。而另一个方面，公众援引该条例要求政府公开时的实际遭遇更值得反省和警惕。譬如，信息公开起步较早的上海可看作典型，2008年该市政府各部门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，仅六成申请获批。而在拒绝公众申请的理由中，逾六成是因为事涉“国家秘密”。

对于真正的国家机密，信息公开确实当予以谨慎行事。可目前的情形是，对国家秘密的定义过于含糊和庞杂，政府定密的随意性很大，国家机密并非真的被珍视，反而演变成了拒绝政府公开的借口。对此，就连国家保密局也承认，国家秘密“一定终身”的现象还很突出。国务院前日原则通过的《国家保密法》修订草案，对于国家秘密法与信息公开条例的冲突，也都有说明。

政府拥有恰当的秘密是必要的，但政府掌握大量秘密并不值得夸耀。政府秘密越多，意味着公众能获知的信息就越少。由于在涉密人员资格认定、定密和解密等程序上存有明显不足，国家秘密很容易被偷换概念。权力部门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，或者要掩盖更隐秘的不当缘由，不惜滥用国家秘密的命名权。这样，被过度借用的国家秘密就好比巨大的黑洞，吞噬民众对政府公开的诉求。

在具体实践中，滥定国家秘密不仅妨碍信息公开，还给政府的某些非法行政增添了力量感。更糟糕的是，在一些关系到大多数国民利益的案例中，滥用的国家秘密有可能沦为打压公众知情权的黑暗武器。当民众被五花八门的国家秘密所包围时，朝向“阳光政府”的进化历程就会恶意中止。国家秘密越是非正常化，越有可能变为知情权的“敌人”。

检视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实施近一年的得失，察见民众问讯政府所带来的交流，也暴露出行政权掩饰性运用“国家秘密”所造成的顿挫。深层的困扰不在于公众不懂得依法维权，而在于实质性地削弱信息公开的壁垒。建立和完善国家秘密的确定、变更及解除机制，缩小国家秘密的范围属于改革的应有之义。一边是国家秘密的泛滥，一边是公民权利的逼仄，政府如何进退，当立理据。

（编辑：往生拾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