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各地党、政负责人几波大调整之后，各省高级法院、检察院负责人也已开始大调整，据说，涉及范围之广为数十年来所罕有。有人解读说，这一轮法检高官调整，系为贯彻干部交流机制，目的是净化司法系统的官场风气。理由是，各省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长互调，可以切断官员与当地的各种人情、利益关系网，使其相对公正地从事司法工作。

主管一地政务的地方大员异地任职、定期调任的做法，自秦以来，即成定制，明清两代尤其严格执行。今天过几年进行一次的党政负责人大调整，乃至法院、检察院负责人大调整的做法，大体上是继承了古人积累两千年的行政管理智慧。

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有效果。毕竟，官员调入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、机关，在最初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有机会腐败、贪贿，所以，政界经常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事情。但是，近年来，乃至百年来、千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，这种做法的效果终究是有限的，官员腐败之风依然相当严重。官员到异地之后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完全有能力在新任职之地很快编织出人情与利益关系网，原来的人情与利益关系网也会自然地蔓延到他任职的新地方，他的人情与利益关系网反而可能借助调任而扩大了。

可以确定地说，传统的行政管理智慧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官员腐败问题。借助现代政治常识，可以轻易看出传统行政管理智慧的盲点：古人没有找到限制官员权力的有效办法，而这才是官员可以轻易编织人情与利益关系网的制度根源。如果建立起合理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，有效地限制住官员的权力，那么，官员在一个地方任职多久，根本就不成为问题。事实上，从治理效率的角度看，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是有不少好处的，比如，他较为熟悉当地的民情、政情。因此，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，活跃着很多地方性政治家，他们终身只在自己的家乡从事政治、担任官职。

现代政治常识也告诉人们，防范司法机关负责人枉法徇私，同样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。如果说中国的司法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司法腐败、司法不公等现象，那根源不在于司法机关负责人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，而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与监督，从而滥用权力。

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为司法机关负责人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。行政活动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强调意志的统一。司法活动却是适用法律规则，司法过程需要的是承审案件的检察官、法官个人的司法技艺理性。因此，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各国，经常没有“法院院长”这样一个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称谓，司法机关负责人不过是“首席法官”。即使设有“院长”，他与其他法官的关系，也绝不同于行政单位内的局长与处长、处长与科长的关系。法院院长与其他法官是平等的，如果组成合议庭，也具有同等投票权。在法院内部令一个人获得尊敬的，是法官长期积累的司法技艺，而不是带“长”的权位。这样，院长几乎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法官，法官们就约束着院长的权力。

但在中国，法院却是高度行政化的，法院内部的组织结构十分类似于普通行政机关，甚至类似于军事机关，存在着相当严格的上下级行政关系。法院最重要的裁决机构——审判委员会，也主要由院长、副院长、各审判庭庭长等各类长官组成，审理案件的法官必须接受他们作出的决定。在法院内部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层级分明的权力，而不是法官的司法技艺水准。这当然就赋予法院院长以极大权力，他可以出于种种动机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法官，从而导致司法不公。检察院内部结构与此类似。

当然，法院院长、检察院检察长本身也不具备独立性，因为，司法机关严重地方化，其人事、财政、日常事务严重依赖同级政府，各个政府部门也都可以借助自己掌握的资源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。对此，司法机关负责人无力、通常也无意抵制。司法机关行政化又可使院长、检察长向法官、检察官下达扭曲的指令，制造司法不公。生存于这样的环境中，普通法官、检察官也会丧失职业自尊，主动地贪赃枉法、徇私断案，为了金钱廉价地出卖正义。

因此，净化司法系统官场风气的正道是司法系统“去官场化”，去行政化，让司法获得真正独立的地位。所谓司法独立，不仅指司法机关相对于行政和立法机关的独立性，同样也指法官相对于法院院长具有独立性。这样一来，司法机关负责人既可避免因其他部门干预而不得不滥用权力，又能受到其下属的制约而难以自行滥用权力。有了如此制度保障，司法机关负责人长期任职一地，又有什么可惧怕的？

(编辑:往生拾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