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8日，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“透明度”栏目播出新闻，名为《纸做的包子》。报道中说，该栏目编导通过暗访，发现北京的早点铺有人出售用废纸箱和肥猪肉做馅的小笼包。这一报道经央视等各大媒体、网站转播转载之后，引起广泛关注，海外媒体也闻风而动。但10天之后，形势急转直下。昨日，北京官方发布新闻，称“废纸箱做包子馅”为虚假报道，为电视台临时编导訾某自编自导，北京电视台为此向社会深刻道歉，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。

　　10天前，民众以为报道是真的，包子是假的；10天后，官方宣布报道是假的，包子是好的。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民众落得一头雾水。此刻，普通百姓只恨没有一双慧眼，能洞穿扑朔迷离的事态。

　　纸箱馅包子面世的时机，正是中国的食品安全危机四伏的时刻，内外舆论皆不宽容。这一极端案例的出现，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程度再次推高，民众一时哗然。而就在政府宣布，证实事情是虚假新闻，涉嫌记者造假时，仍有不少民众愿意相信是假包子，而不是假新闻，甚至有人怀疑政府查处也从中造假。

　　这些连环相套的不信任，使得一场包子引发的舆论风潮，转眼成为一场公众辨识真假的能力测试。然而，无论是何种的不信任，都并非多么理据充分，因而也难以在逻辑上立足。公众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基本上只体现了各自采信的某种情感倾向。一个原本事关食品安全的公共事件，跌落在一个奇怪的问题格局之中，事件貌似已经盖棺定论，而疑问却在公众心里打结。

　　这个尴尬的局面令人忧虑。围绕纸箱馅包子的来龙去脉，其中既有日趋严峻改善乏力的食品安全问题，也有媒体和记者的信誉危机，还有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问题，诸多方面的个案层层累加，沉淀为今天公众的意识背景。猜忌、怀疑、不信任，成为了分化公共事件处理结果的民意之刀。

　　废纸箱做成包子馅，假包子转眼成为了假新闻。尽管事件以栏目编导造假而刑拘告终，但早点摊贩、新闻媒体、政府部门都未能幸免于这场丑闻。而如今弥漫在社会的不信任，使得这一事件的善终显得尤其艰难。公众可能既不信任早点摊贩，也不相信新闻媒体，同时也难以相信事件处理的地方政府。要免于公众猜忌和民间抗拒，事件处理可资改善的方面很多。

　　就媒体自律而言，此次事件处理几乎完全由行政主导，而并无媒体自主自律的空间。事发突然，影响巨大，行政力量火速启动，媒体只是事件处理的配角，形象相当被动委屈。事实上，涉及记者虚假报道，首先应该尊重的恰恰是媒体自身的自查自律。

　　2003年4月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也曾发生记者造假风波。在得知记者可能造假的线索之后，纽约时报指派了5位记者、2位研究员、3位编辑对此进行调查，做了多达150次访谈，其后在报纸头版显著位置，刊登长文自揭家丑，并为此向报业同行和读者致歉。此次纸箱馅包子事件发生后，政府公安部门迅速介入，使事件的处理很快由对假包子的查处，转为对假新闻的严惩。媒体自我纠错的机制还未能运作，就匆忙由官方裁定，过程也欠缺透明。这些都是事件处理并不周全谨慎的所在。

　　围绕纸箱馅包子展开的舆论，几经跌宕峰回路转，在公众不信任的情绪里，依然是真假难辨。这种公众的情绪反应，当然并没有十足的理由，未必经得起严谨的论证，然而，它们的存在，已经构成了公共事件处理的重大背景。从假包子到假新闻，公众情绪只是将信将疑。地方管理者当然可以我行我素，不过，公众的疑心如此深重，辨识真假如此谨慎，终究是今天公共事件处理中令人尴尬的场面。

　　（编辑：往生拾梦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