互联网的高速发展，让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越来越便捷，与图片作品一样，文字作品也正成为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重灾区。无论是新闻报道、自媒体文章，还是网络小说等，都深受抄袭者“复制粘贴”之苦。

　　作为经济文化繁荣地区，2018年，广东法院新收一审著作权案件已超过6万件，其中网络侵权案件不断上涨。如何破解互联网时代文字作品维权难题?多名法律工作者认为，建立真正有效的知产保护机制，不仅要加大侵权人赔偿力度，还应通过技术手段，第一时间识别侵权文章，将其扼杀在传播的摇篮之中。

　　赔偿数额与原告举证能力息息相关

　　面对侵权，一些原创作者拿起了法律武器。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发现，在河南郑州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，原告曹某是一名被新浪网认证的知名情感博主，发现自己的原创文章被其他网站非法转载，她立即向法院提起诉讼。不过，由于曹某未能举证自己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，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违法所得，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为1500元，这与曹某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相距甚远。

　　而苏州虎丘法院审理的一起著作权侵权案件，原告是一家专门的法律咨询公司，作为专门的法律从业者，其享有权利的一篇文章被某微信公众号非法转载后，也只获得了3500元的赔偿。

　　相比维权的成本，这样的赔偿数额让很多原创作者认为“性价比太低”，因此不如“算了”。广东法院一名法官告诉笔者，这样的赔偿数额是常态，即便是维权能力较强的大型媒体机构，在这类案件中能争取到的赔偿也不多，赔偿低已成为《著作权法》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。

　　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，被侵权人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?深圳南山法院知识产权庭相关负责人说，赔偿的数额跟原告的举证能力息息相关，从司法实践来看，很多原告的举证能力需进一步加强。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赔偿标准，因此，法官要根据原告可能遭受的损失来酌定赔偿数额。”该负责人说，许多原告只能举证自己被侵权，却没有意识或没有能力去举证自己遭受了多大损失、对方因此获利多少。这种情况下，法院只能参考出版行业的费用标准，由于这些标准都是早期制定的，这导致赔偿数额不会太高。

　　不过，该负责人认为，举证难不意味着无法举证，被侵权者可以向法庭提交自己的广告经营收入，也可以要求侵权者提供账册，总之应积极去证明自己的文字作品价值，这是法庭判定赔偿额的重要考量因素。

　　内容平台应尽快建立起识别处理机制

　　针对泛滥的抄袭现象，一些内容平台推出了原创保护机制，通过“白名单”等功能挤压抄袭号的生存空间。这虽然打击了“整篇搬运”式的抄袭，然而，对于更换段落顺序、改变句式结构的“洗稿”行为，仍难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。而在法律上，“洗稿”如何界定也存在争议。自媒体作者六神磊磊与周冲就曾因“洗稿文”之争在网上展开论战，之后周冲通过律师进行声明，表示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抄袭。

　　南山法院知识产权庭相关负责人认为，洗稿是否构成侵权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关键看是否达到原创性要求。“《著作权法》不保护思想，只保护思想的表达，比如盗墓这类题材的小说，一个人写了之后火了，别人觉得这个创意好，也可以就这类题材再创作。虽然在创作者眼里，创意是最重要的，但从法律上来说，不必然构成抄袭。”

　　在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郑志柱看来，“洗稿”不是一个法律概念，按照《著作权法》的规定，“洗稿”行为更接近法条规定的“剽窃”，但在实践中，认定起来并不容易。郑志柱认为，区分是否构成剽窃的关键，是如何区分“思想”与“表达”。如果某种思想只有这种表达方式，他倾向于认定这属于“思想”，不受《著作权法》保护。如果某种思想有很多种表达方式，但原被告双方却偏偏采用了同样的表达方式，在这种情境下，他倾向于认定这属于“表达”，被告可能构成侵权。

　　《著作权法》的立法目的，不仅要鼓励智力成果的创作，还要鼓励知识的分享和流动。一些法律工作者认为，虽然目前对“洗稿”尚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法官仍能根据立法初衷作出明确的裁判。因此，当务之急不是探讨立法，而是对于时效性强、需要马上维权的文字作品，各内容平台应尽快建立起对“洗稿”的快速识别和处理机制，这才能起到真正有效的保护作用。